谏鼓高悬作虚器。

一人负扆常端默，

百辟入门两自媚。

夕郎所贺皆德音，

春官每奏唯祥瑞。

君之堂兮千里远，

君之门兮九重闭。

君耳唯闻堂上言，

君眼不见门前事。

贪吏害民无所忌，

奸臣蔽君无所畏。

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

群臣有利君无利。

君兮君兮愿听此，

欲开壅蔽达人情，

先向歌诗求讽刺。

白居易认为周代灭亡以后，采诗制度就不存在了，其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人们作诗时只知道歌功颂德，老百姓也不敢说实话，君主听不到百姓的声音，长此以往，必将亡国。白居易将采诗制度看得非常重，认为它是巩固统治的有力手段，朝廷应该加以采用，让百姓有表达心声的渠道。

总的来说，采诗之说虽然只存在于文献中，但是统治者的认可、文人的追求，说明这种说法应该是存在过的，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社会起过一定的作用。

（二）献诗

《诗经》作品的另一来源是公卿贵族的“献诗”。《国语·周语》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献诗”是天子广开言路的重要方式，献诗则是“公卿至于列士”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公卿”“列士”是当时的贵族，也是当时的主要知识阶层。“献诗”是士大夫等知识阶层的重要责任，也是他们身份的象征。与采诗官的“采诗”不一样，“献诗”是由知识阶层呈报给天子所献之诗，即不是从民间收集的，而是由公卿、列士写作，呈报给天子即最高统治者的。献诗者属于知识阶层。献诗有具体的场合，如祭祀、宴饮、出兵、狩猎、朝会等重大典礼，所以内容以歌功颂德为主。

（三）“删诗”

采诗官采集来的诗歌和知识分子献上的诗歌是如何编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的呢？自汉代起，有孔子“删诗”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司马迁认为古时候诗有三千多首，到了孔子手里，孔子对其重复的篇章进行了删减，仅仅剩下了合于礼义的诗歌，并对留下的诗歌进行了配乐。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继承了司马迁的说法。到宋代欧阳修又进一步发展《史记》《汉书》的说法，总结出删章、删句、删字的删诗三原则。

但是，历代学者如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清代方玉润等，对孔子删诗说均持怀疑态度。如方玉润在《诗经原始》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

且孔子未生之前，《三百》之编已旧，孔子既生而后，《三百》之名未更。吴公子季札来鲁观乐，《诗》之篇次悉与今同。（惟《豳》次《齐》，《秦》又次《豳》，小异），其时孔子年甫八岁。迨杏坛社教，恒雅言《诗》，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未闻有“三千”说也。厥后自卫反鲁，年近七十。乐传既久，未免残缺失次，不能不与乐官师挚辈审其音而定正之，又何尝有删《诗》说 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