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这只是为了解决女性生育的问题。女性因为生育，会对自身肌体造成极大的甚至是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刚开始这只是从健康层面的考虑。但是后来，在人口持续负增长的历史背景下，渐渐地开始有人发现，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新的人口。刚开始，只是零星的，实验性的培育，因为缺乏人类的生殖细胞，也不能公开搜集，所以实验材料有限，同时这些从实验室里出生的孩子，无父无母，只能通过这些医疗机构的盈利，来养育这些孩子。

可是后来，在一次针对遗传病的研究当中，人们又有了意外的发现，或者说是法理上的发现。这些孩子的出生，可以先天性地做出基因筛选，不必担心伦理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无父无母，所以可以在实验室培育阶段，就直接剔除已知的致病基因。

接下来，医疗机构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开始招募一些确定有会有遗传病的志愿者，来收集他们的生殖细胞，然后培育出健康的后代。唯一的要求，在与伦理委员会长期交涉后的结果，就是这些志愿者不能和自己的后代相认。

这是一个考虑很周全的尝试，因为医疗机构只会承诺剔除已知的致病基因，而不会按照委托人的要求进行定制化基因编辑。定制化基因编辑也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好比红眼睛和蓝眼睛，其实只是虹膜的颜色不同，但是当一小部分人喜欢红眼睛之后，就会花钱让后代都变成红眼睛，红眼基因的价格就会越来越高，这样的后果就是，用不了一代人，就可以通过眼睛颜色来划分阶级，红眼睛的人类就会更容易获取资源，蓝眼睛则更不能活下去，同时，为了有红眼睛的后代，大量的医疗资源会被用于给富人做外观的微调，而不是去战胜疾病，你知道，这样下去作中的后果是什么吗？”

“人类就会开始渐渐分化？”我问到。

“这是第一阶段，下一阶段，人为定义的高等物种就会占据更多的资源，低等物种逐渐绝迹，人类的基因库就会越来越单一，然后直到一场瘟疫来带走全人类。”

有一个常识是，基因的多样性，也是物种在演化过程中所保留下来的，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策略。这一点，我们在低年级的时候就学过。

EVA接着说：“所以，这才有了志愿者和后代不能在法理上产生抚养关系的规定，这些实验室后代全部由实验室抚养，教育。当然，志愿者需要支付一大笔钱，作为抚养的经费。

这些志愿者，主要就是先天的致病基因携带者，同时他们还保留着最原始最淳朴的愿望，希望让自己优秀的基因传递下去。

可是就算是这样，参与的志愿者也寥寥无几，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志愿者需要支付给医疗机构的那一大笔钱就是个门槛，几乎就将所有的中产及以下的家庭挡在了门外，另一方面，罹患遗传病或者无法生育的比例本来已经很低了，还需要从中筛选出对基因有执念的富裕阶层，可想而知这个比例有多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