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腾飞起来的香港确也出现了不少超级富豪，排的上世界前500富的就有好几个，但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在香港靠工业致富的，后来也没有一个去搞工业，香港慢慢变成大陆转口贸易的中转站，和对大陆投资的金融集散中心。看起来表面很繁荣，其实是建立在别人借道的收益和机会上，香港回归祖国以后，这种中转的作用越来越小，借道的人越来越少。上海浦东的开发以及‘国家大贸’在各发达国家直接建立贸易公司的做法更是严重的削弱了香港的这种本来就很侥幸很脆弱的竞争力。”

“香港人原来引以自豪的就是‘我们香港人好挨得（能吃苦）’，可是现在的香港人挨的吗？三十年的富裕生活造就了一代好吃懒做的年轻人，他们不负责任，没有上进心，低级趣味，经济不好是政府的错误，可是又有几个年轻人去发奋思考一下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应该去怎么做？有上大街去游行的功夫还不如自己去办点实在的事情。在失业率不断高涨的今天，香港的低级工作还是全部是由外来劳工干的，现在的香港人宁愿在家里等待政府救济也绝不会去做那些抵挡的工作，这样的群体还能说能‘挨’吗？还能指望他们在这个东方明珠去创造新的奇迹？长此下去香港还挨的过去吗？说句你不开心的话，如果不是你我连手，坦白的说，你能‘挨’的过去今天这样的世道吗？”我看着阿松沉沉的说。

阿松低着头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香港目前的富豪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本土发展起来的，一类是来自大陆的

‘爆发’户，这两类人大多都是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去看待目前商场的竞争，他们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利益，这些人对于香港的市面繁荣和拓展旅游资源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香港的长远利益看是有害的。而香港政府的工商政策由于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的，对市场和社会结构只有引导的性质，根本谈不上有顾及香港长远利益的规划和指导，也不能有什么指令计划，更不要说给办实业的什么优惠政策和待遇了。这样的环境和政策无形中就鼓励了香港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养成了‘什么赚钱就大家一窝蜂的去做什么’的习惯。你看。咱们弄了个影视公司，跟在咱们后面的起码有三十多家，这样的思路怎么可以把香港从困境中挽救出来呢？”我说道这里十分的感叹。

“其实在香港办实业最大的是两个难题，一是高居不下的人工费用，会把生产成本的大部分给吃掉，二是地皮昂贵，建立工厂要么花巨资购地，什么时候能收回没把握，要么是高价租用厂房，道理同人工一样，把在香港零关税和低所得税的优势抵消的一干二尽。这也就是说，要想在香港办实业就必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其他的如原料、辅料等等因为没有关税，从运行成本上讲，都要比国内和其他国家的低很多，我想了很久，这个就是我们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