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月二十三至八月初五日（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百日维新进入其高潮期七月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上送慈禧太后的奏折原件。……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都送到慈禧太后手中。”⒂“不管什么时候慈禧太后来到北京，他总是严格遵守礼仪，在宫门外跪着迎接她。当去颐和园拜访她的时候，不许皇帝宣布驾临，皇帝被迫跪在内宫等候大太监允许他晋见。太监李莲英非常憎恨皇帝，让皇帝等待使他内心感到非常高兴，有时通报老佛爷说皇帝驾临甚至要拖半个小时。每当这些时候，他总是感到非常受压迫，皇帝也像宫中的官员一样，必须买通太后身旁的太监开道。事实上，这些忠实的追随者就像对待那些满族贵族一样，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⒃光绪有了眼泪只能肚里咽，难怪他常以处境凄惨、生不如死的“汉献帝”自比啊。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在《回顾戊戌重温历史——在戊戌变法110周年之际》座谈时指出：“在100多天的变法中，光绪皇帝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次颐和园，去一次要住两三天。每日的奏折，光绪皇帝处理之后，都要封好，派人送给慈禧。慈禧如果认为皇帝处理不当，就会令皇帝改正。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有一道废漕运的上谕，头一天发出，第二天又有旨改正。”⒄在这一时段，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打个未必恰当的例子，慈禧太后就像是清政府的“董事长”，而光绪帝最多不过是“总经理”。一切大的决策，还得“董事长”拍板；连“总经理”的去留，也是“董事长”说了算。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记述了光绪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一事的决策过程。康有为写道：光绪帝于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⒅《清廷戊戌朝变记》、《四朝佚闻》分别提供了有力证据。《清廷戊戌朝变记》认为，自四月二十三日宣布变法以来，皇上所采取的新政举措，没有一项不是先赴颐和园，向太后报告，太后同意后才对外宣示。虽然他表面上拥有事权，并不敢独断专行。⒆《四朝佚闻》指出：光绪帝摄于太后的积威，见到太后就浑身筛糠，胆战心惊，虽然已经亲政，却不敢擅自做主。戊戌变法时期，也是事事都要向太后请懿旨。这些证人证言，无可辩驳地证实，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并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换句话说，政变的前提根本就是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