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盐政改革，取得一些成效。由于曾国藩的整顿，淮盐的运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秩序井然，淮盐盐课收入也有了较大的增加。但是曾国藩的改革，用简单粗暴的行政干预代替市场调节经济运行，与自由经济背道而驰，注定是要失败的。食盐运销的各个环节都必须通过政府部门的层层审批，这就很难避免官商勾结。所以，曾国藩的改革没能解决清代盐政的根本问题。

曾国藩的盐政改革是晚清盐政向纲盐制倒退的第一步，真正全面恢复纲盐制的是李鸿章。时任代理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在淮南实施了一个叫做“捐输票本”的政策。“捐输票本”，简单地说就是，只允许曾经向政府捐输过的大商人参与运盐，并且他们在运这一批盐的时候，必须预交下一批盐的盐厘以及五成的盐价。

“捐输票本”实施后，参与运盐的盐商就像纲盐制中的窝商一样，是固定的了。这和曾国藩之前的政策是不一样的。之前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你只要有钱，能够买得起一张“大票”或“小票”，就能运盐。到了李鸿章这里，如果之前你没有捐输，你就不能运盐了。参与运盐的盐商都是固定的，其他盐商想运盐，只能找有运盐权力的大盐商，请求入伙。这和纲盐制是完全一样的。

很显然，这些获得了运盐权力的大盐商，都是和李鸿章有特殊关系的。这样一来，官商勾结牟取暴利，也就成了常态。“宰相合肥天下瘦”，富了李家，穷了天下。

曾国藩的“保价整轮”以及李鸿章的“捐输票本”，都只是在淮南实施，淮北并没有受影响。1868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将曾国藩、李鸿章的办法搬到淮北。至此，两淮盐政全面恢复纲盐制。

陶澍的票盐制改革给古老的中华大地吹来了市场经济的春风，但在官本位思想非常浓厚的中国，市场经济要想自由发展，实在是太难了。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官僚资本主义都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

曾国藩的好朋友郭嵩焘对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多次建议清廷扶植私营企业的发展。郭嵩焘认为，政府应该扶植而不是干扰私营经济的发展，商人是国家富强的基石，官有资产也应该交给商人去经营。然而，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理解郭嵩焘的这一重要思想，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支持郭嵩焘。

作为郭嵩焘的朋友，李鸿章对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弊端也有所认识，但他在实际操作中，总是采取官督商办的固定模式，始终没能有所突破。认识到了却不能改变，这正是李鸿章最大的悲剧。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同时期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中，较早地抛弃了官督商办的旧模式，大力扶植私营企业的发展，最终迅速地实现了经济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