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上海滩一见如故，就像两个朋友的最初相识一样，陌生感很快就在交流中消失。我们宿舍在办公室楼上，从正面绕到后面再上楼去。后面是一个曲径通幽的住宅小区，宿舍正对着一片杂芜的树丛，那些参差不齐的树木我叫不出名字，好像不是人工着意栽植的，而是自生自灭的那种。我站在宿舍走廊上凭栏眺望，觉得那里应当栽上许多灌木才对。那里的视角方位特别好，白天可以看到小区里行色匆匆的人们，晚上可以听到树丛中簌簌的撒尿声，人们有意无意浇灌着这片肥沃的土地，使得那些树木矮小而不干瘦，苗壮地挺着风华正茂的枝杆。人们的随意并没有破坏我对上海的整体好感，相反，这片树林无人光顾，我会觉得少了什么重要东西。陈雪梅把它称为可爱的小树林。尽管我们单位有厕所，许多人在晚上也偶尔钻到树林里去。那多少有点享受和体验生活的味道，所以可爱。我站在楼上常常如痴如醉地望着它发呆，虽然它无法跟我们家乡的大森林相比，但也可以在大都市里窥视一线乡村风景，回味小时候山野牧羊的童趣。文人常说都市放牛，我看这里放放羊还是可以的。

我在休闲十五天之后正式上班。此前我没到办公室去过。第一次在上海上班，我稍稍对自己修饰了一下，有点雄赳赳。唯一携带的是一支笔和伴我许久的茶杯。办公室侧面墙上的挂历旁贴着一张行政值班表。排在倒数第二的李昂就是我。看到自己的名字贴在上海的墙上，我有点兴奋。我把杯子放下，王主任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了，给我交待工作。他说在我们业务中，建筑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商贸。我的任务是负责内部事务。对于建筑和商贸，我可以不深入，但要了解常识。文稿起草是刘山的事。上海跟内地不同，节奏要快，效率要高，干要像干，玩要像玩，日常工作要安排妥贴。王主任说得很慢，口音浓浑，有点斯文的官气，与他高大发胖的身躯很统一。叫人觉得他说话就应当那样。

王主任的办公室有张小桌，在他办公桌对面，被一块红绸遮盖着。红绸自然下垂，如一帘帐。他在外面办公室接电话时，我偷偷地撩开红绸看了看，小桌上竟是菩萨和财神。前面的香炉碗里有满溢出来的香灰。它给屋里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王主任爷爷的父亲是上海的猪仔，祖籍长安。一百多年前他与众多的难民一道来到上海滩，企图在上海摸出一条生路，但没想到却被一个洋人当成了猪仔。那一年人贩子异常猖獗。当他明白自己马上要出洋变成苦力时，已来不及后悔了。他和众多的猪仔被安排在马达轰鸣的洋船上，洋船已从外滩的码头离岸。他心里一急，就大呼小叫地闹着要下船。这个祖宗属于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种人，给他人血馒头也会吃的。之所以要下船，是看到老婆在岸上向他招手告别，他想这一走是活是死都难说，老婆孩子怎么办？便闹着要下船去。谁知他被一阵闷棍暴击后推下了黄浦江。在岸上的王主任父亲的奶奶差点没跳下江去，对着丈夫落水溅起的浪花绝望地张着大嘴。那年头上海滩死个人是常见的，满城难民风餐露宿，谁也说不准哪天会变成一具浮尸。所以悲伤就像打针一样瞬间即逝。他父亲的奶奶从此守寡，依靠乞讨回到了陕西，抚养家中两个瘦得皮包骨的孩子。于是就保持了王家种族的延续。我们单位所有人跟上海滩都没什么关系，就只有王主任跟上海有这么点瓜葛。论及起来，他父亲的爷爷应当算是中国打工族的先驱。所以王主任在谈及这桩古事时完全没有悲伤，而且多少有点自豪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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