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林一向不赞成这种株连的法则。株连制度是封建时代的遗产，现代人强调个体的精神独立，把做工作的干部与他亲戚不愿意搬迁联系起，实行株连政策，无论在精神上和制度上，都是一种倒退。

苟政达征询大家的意见时，大家都说没有意见。抽调干部进东街时已经议论这个话题，当时韩江林选择了沉默，此时尽管心里否定这种株连的做法，但不好就这事再说什么。

方案获得通过以后，苟政达进行了下一个小议题，问杨国超说，杨主任，你是老东街，请你发表一下高见，怎么完成东街的拆迁扫尾工作，离答应开发商清出土地的时限要求已经晚了两个月，不能再拖了，从政府资金的回笼来说，我们也拖不起了。

杨国超苦笑一下，说，我是以党性来接受这项任务的，负责东街拆迁，把我的老亲戚都得罪完了，以前我可以在东街喝一年的酒都出不来，现在呢，我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夹着尾巴做不成人了。

大家都大笑起来。苟政达也笑着说，还真难为了你杨老者。

工作倒不是很难，为难我的是政策，你说这政策朝令夕改的，怎么执行？本来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不通理的只是少部分群众，如果能够保持政策的一惯性，少数群众的工作是做得通的，我就说补偿的问题，去年的补偿是一个政策，结果许多人搬迁了，今年的补偿提高了一个档次，也就是说，听从党委政府的话，提前搬迁的群众补偿得少，而不听从党委政府的话，拖着不搬迁的人，如果现在搬迁，获得的补偿比提前搬迁的群众多三分之一，听话的人吃大亏，大家说说，今后谁还会听话？这就是当前东街工作做不下来的原因。

杨国超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无法解决的悖论，党委政府要求群众服从，但不听话不服从的，反而会得到了好处。

苟政达说，今年是今年的政策，我们当然不能拿今年的政策给去年搬迁的人补偿。

这等于告诉不愿意搬迁的人，当钉子户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坚定了他们与政府对抗下去的意志和决心。

那得做工作，他们已经得到了好处，为什么还不搬？

已经搬迁的人就找上我的门来，说我欺骗了他们，我还做得成人吗？

苟政达也拿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说，这事真的还得你继续高风亮节，出面做通群众的工作。

轮到大家发言时，大家对这一个悖论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招法，只能发表了一些建议性的意见。

夜深了，常委会都困倦了，昏昏欲睡的样子，苟政达及时刹车，说，大家下去要发挥部门的作用，开会认真贯彻落实今晚会议的精神，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向县委报告。

又是强调开会落实。韩江林心里叽咕一句。在机关作风整顿时，自上而下强调贯彻精神不走样，落实政策不走形。达到这种要求的最好方式就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精神贯彻精神，以文件落实文件，从形式上保证了上级精神不走样不变形，这是符合一元化绝对领导的。但是，每一个乡镇每一个部门的实际情况不同，每一个时段的复杂情况需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方式方法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以贯之的执行方式，等于把执行者向机械和教条主义的错误道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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